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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得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战略思考：
一、离岸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有清晰、前瞻的规划，离岸金融的规模不宜太大，要注意量和术的平衡，防止大坝外面被人钻孔，离岸金融衍生品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给离岸的人民币提供投资渠道，可以让人民币逐渐被人适应和变成国际货币，但如果衍生品过量一定会对境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形成冲击，在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资产普遍存在担忧的情况下，先放慢离岸市场推进的步伐来加速国内改革，有节奏、有战略地开放和走出去，才能够防止被人乘虚而入；
二、依靠外资旧股市的思路得调整，A股市场大肆对QFII和RQFII等外资开放的策略需要再反思，外资不是“活雷锋”也不是“解放军”，他们不会轻易来“填坑”，在一个充满投机的市场里很难指望QFII来充当价值投资的布道者，QFII迟早都会“入乡随俗”，别指望QFII来拯救和稳定A股市场；
三、重新界定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决策层千万别再狭义地将股市界定为“融资”、“圈钱”，否则一个弱势的中国资本市场很难促使中国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型，在目前全球流动性宽松的大背景下，应该充分利用股市来吸纳过剩流动性，而不是让发毛的货币兴风作浪，一会炒房、一会炒农产品，如果能够通过制度改革提振A股市场信心，过剩的流动性就能够留在股市，即使股市有些泡沫，市场的各种功能还是存在的，这总比在熊市中煎熬和所有功能丧失显得主动；
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得加快，像利率市场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法治化市场环境的营造等都得跟得上；
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相协调，不能再回避，需要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否则权贵资本横行严重破坏市场规则，有时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反而成了阻碍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再不大刀阔斧地改革这些难题，则很难释放改革中的红利，也很难彻底解决全局矛盾。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已经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条腿大步向前而另一条腿拖着不走，身体能快速前行吗？显然，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并非简单的金融问题，需要最高决策层从全局出发来推动改革，为中国社会转型赢得时间和争取主动性，只有我们的制度健全、规则完善、人心向上，中国才能真正避免被外人“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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