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发的慢了，那边的社会融资总额也收缩了，那就反映什么后果呢？

第一，基建大规模下滑。黑的粗线是基础设施建设增长速度，2017年是累计19%，这是一个累计同比，要看年末，2017年年末，就是把全年的笼在一块是19.9%我记得了，接近20%。可是去年累计的量是3.5%，3.6%，这个数字马上12月份就知道了。从接近20%降到3%点几，一环扣一环，所以去年建筑业的日子和施工单位日子肯定不好过，建筑工程行业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这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这个数字非常符合逻辑。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融资总额增长放缓，或者部分分量是收缩了，而地方政府发的债也收缩了。我们就发现企业的信用利差拉大了，评级高的AAA级的，有信用的企业的利率是这根蓝线，基本上是稳定的，跟有银行风险的国债相比是稳定的，比无风险利率稍微高一点。但是，AA级的，AA并不差了，AA级比AAA级差一点，它的利率就迅速上涨，这根橘黄色的线，上升到年末，相对于AAA级的上升了200个基点，年初只有大概100个基点，上升了一倍，从100个基点上升到200个基点，当然全是资金紧缩带来的。所以，难怪刚刚我们提到大企业不受影响，刚刚我们列的企业，小企业受影响。

再看一个证据，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比如新希望集团发债没有问题，他发了一年的票面利率4.7%的债，新希望没问题。快递公司顺丰发债也没问题，顺丰分别发了五年、三年的债，利率也就是4.17%到4.6%之间。所以，大企业发债没有问题，评级高的企业发债没有问题，但是评级稍微跌一点，从AAA到AA就出问题了，完全符合我们的分析。

所以，总结一下2018年整体的经济情况，我们认为主要是金融收缩太多，马上带来实体经济的连锁反映，而实体经济本身是在稳步的回升，包括民营投资、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都是很好的恢复的，这是我们分析的去年的情况，这个态势仍然在延续。

该怎么办？这个报告提出三个方面的分析：

第一，对症下药，金融必须大调整，以金融调整为抓手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升级。一个大的基本原因，就是今天的实体经济的结构已经和金融的结构错位了、不一样了，金融的结构没有跟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调整。

具体说来，第一件事，基建融资必须要改。基建仍然还是有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宏观上讲，从大的面上讲，不能说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总体上讲还是有空间的。举几个例子，我们这里做了比较细的分析。

我们分析了机场、铁路里程、油气管道、公路里程这几个数字。我们把中国和美国、日本、德国进行比较，跟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机场是最明显的，我们的机场比美国少太多太多，美国有5000多家机场，包括区域性机场，我们现在只有229家，差的很远很远。如果把国土面积考虑进去，把人口考虑进去，可能认为国土面积达的地方机场多一点。我们也很差，美国是每一千平方公里有54个机场，我们只有2个，我们比日本也少，日本是每一千平方公里有39个机场，我们只有2个。德国是每一千平方公里89个机场，我们只有2个。

再比如铁路里程，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高铁，但是货运铁路和其他的普通铁路搁在一块，我们还是不如美国，我们连美国的1/2都不到，美国的铁路里程是29万公里，我们13万公里都不到。如果除以国土面积，我们也就是美国的1/3多一点。所以，铁路我们额是不够的。

油气管道差距更大，美国是我们的20倍左右，如果按人均算，美国是我们的60倍以上。所以，差距非常之大。

所以，总体上讲，我想这个结论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有潜力的。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原则上讲，当然这个需要精确的测算，原则上讲应该适度的超前。等到全部把楼都建起来了，再搞基建有时候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即便可行，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基建是有潜力。

但是，现在基建的融资特质和基建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现在基建的融资体系是各个地方政府自己提要求，找发改委去审批，发改委主要管可行性，你这个是不是可行。可行性批了以后找财政部，财政部批你是不是资产负债。财政部批完以后，钱又不够，地方政府又间接的跑去跟银行借钱，通过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虽然字面上是不允许，但是事实上是这么回事。所以发改委只管可行性，财政部只管财政的可负担性，银行只管短期的资金回报。最后地方政府的任期比中央政府要短，中央政府的领导一般是五年以上，地方政府一般做不到五年。那么，这么一个短期任命的地方政府真正可能对自己长期的经营情况和自己项目的可行性负责任呢？因此，就变成目前这么一个混乱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建议，应该全国统一起来，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既管可行性，也管融资，统一的发债，由国家信用做担保去发债，类似于世界银行的模式，国家担保发债，发了债之后找专业人员，一个一个的专业评估各个地方政府的可行性，同时也监督项目的进展。同时也给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援助，这个技术援助主要是管理方面的，怎么管项目，怎么管可行性，怎么收费等等。所以，这是第一项我们认为金融大调整必做的，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结构要变。基础设施建设占到我们固定资产投资20%以上，22%，占1/5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不管起来，我们的基建投资怎么能稳定呢？这是一条。

第二，对于我们常说的“去杠杆”，对杠杆率要有理性的、科学的认识，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测算，结论是统一的，没有任何争议的，中国经济宏观的杠杆率目前还不算高，是可控的。现在我们的杠杆率占GDP之比，一般是认为260左右，我们跟美国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差距。日本是350，新兴市场国家一般低一点，150左右。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拿来看，第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宏观杠杆率高一点，一般国民储蓄率每上一个百分点，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可以上3个百分点。我们的储蓄率比之于美国他们高30%左右。因此，我们正常的安全的宏观经济的杠杆率应该比美国他们高100个百分点。现在是一样的。

当然，第二个规律作为一个客观规律，也许没有太多的经济学道理，但是有很多政治学道理在里面分析。一般来讲，国家越富，它的杠杆率越高。比如，像美国、德国，他们的宏观杠杆率都比印度尼西亚高。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了，我们资本账户的管控还是比较好的，对于金融的稳定性我们应该有基本的自信心。

如果我们有这个基本自信心，我们为什么要跟印度必须呢？我们的金融稳定性应该跟美国、德国相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我们现在的杠杆率，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从关心杠杆率本身转向杠杆的结构。就是在这么多债务里面，哪些是烂资产，哪些是需要重组。所以，我们呼吁，一定要转变我们的思维，不是简单的去把化解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等价于去杠杆，应该更加关注不良资产的重组，更加关注新增的这些贷款和信托的质量，这是我们讲的金融调整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在金融方面我们呼吁，应该加入不良资产的处置，尤其要加速“僵尸企业”的退出。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呼吁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产业升级应该配套进行，我稍微花点时间讲我们实体经济面临的重大的兼并重组的重任，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一些不良资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想呼吁，不要把重点放在宏观杠杆率，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加快调整上。

下面我想举个例子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实体经济面临着怎样的产业升级的挑战。当然，也是个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以电梯为例，去年夏天，我们研究院花了很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调研，其中调研了一个行业和相关的企业，就是建筑电梯这个行业。我们发现到2015年底，三年多前，我们电梯的产能已经是130万台了，大概是同年销量的2倍以上，就是产能是我们销量的2倍以上，过剩的。

比过剩的还让我们吃惊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中国经济中有多达600多家的大大小小的国产的电梯厂，而中国之外的电梯厂一般一个国家就两三个，全球的电梯这个行当就十家，基本上瓜分了。我们自己有600多家，我们自己600多家的电梯厂里面，大概10家是龙头，仅仅占有全国的15%的市场。龙头的十家仅仅占有15%的市场占有率，剩下来85%的市场，是由500多家，接近600家的电梯厂他们去竞争，这些企业肯定他们目前经营情况不善，金融一收紧，肯定经营情况不善，肯定面临一个残酷竞争，无底线压价的竞争局面。

所以，我们去调研的一些做电梯的企业家感觉非常不好，当然他们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意识到本行业的这个情况，他们把自己的感觉不好归咎于金融，归咎于其他的政策，但是本质上是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