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此前说过，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凭借这一基础，中国不害怕美国在贸易战中的极端措施（禁运之类），因为那只会导致美国自己国内市场供应大面积断绝；也不必过分担心对美贸易报复会过多抬高国内制成品价格，反可将其作为进口替代、推进国产化、或发展出口导向先进制造业的契机。

同样，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宗货物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不是很高，较多的是初级产品，可替代性较强。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国的对等报复对相关货物供给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应地对相关生产、就业的影响也较小。

拿中国在此次贸易战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几个省份来说。在浙江，小商品王国义乌的策略，是抓紧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发动企业协会的会员共享专利，抱团作战；在宁波，最大的光伏企业已经将市场从欧美转回国内；上海的策略是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辐射“长江经济带”；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多个省份则出台了更多支持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的政策，并应用汇率对冲、期货期权、远期合约等技术性手段对贸易战风险。

老话还是有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贸易战中暴露出的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金融安全存在风险、国内社会存在的危机等问题，已经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更深刻的改革、更大力度的开放，解决深层次矛盾，在“危”中找到新的增长之“机”。

本质

再回头来说说这场贸易战。

贸易战的起因似乎很简单。从竞选开始，特朗普就反复强调，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中国等国家在跟美国的贸易中一直在“占便宜”，美国吃了大亏；美国的制造业都流到海外去了，工人失业，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等等。

然后，他拿起了关税大棒，全世界挥舞。当然，这其中，中国是块头最大的那个目标，但加拿大、欧盟、日韩等盟友同样未能幸免。

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前文引用的苹果公开信已经证明了单纯拿贸易逆差说事儿的不足信。事实上，在中美经济往来中，中国是“贸易顺差”，美国是“利润顺差”。大量经济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价值链上谁是高端谁是低端，也一目了然。

曾与中国打交道20年、深度参与中美事务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花了很长时间与国内的保护主义周旋。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反省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固然重要，但不是我们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毕竟我们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有逆差。和中国的贸易赤字源自让美国存钱太少而借债太多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中国人却存钱太多而消费太少。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美国的失业问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新技术挤掉了制造业和其他很多行业的工作，以及教育体系不再能提供足够的高等技术工人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核心问题是经济不均衡。小心谨慎的中国人存钱太多，美国人受其税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刺激，堆积了大笔债务，对廉价的中国商品趋之若鹜。我们需要清理我们过多的债务。

中国人聚集起来的大量金钱，又重新流回到西方，创立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堆满了廉价的金钱，催生了投机的过分行为。我们恣意挥霍的方式会将这一切付之一炬。”

保尔森的反省是对的，因为他最后一句话一语成谶——2008年，美国引爆金融危机，时任财长的他亲手去处理并见证了一切。

保尔森更明确地作出预言：

“保护主义会自己击败自己。让中国产品更昂贵的立法只会伤害美国消费者，他们会发现，像电视机这样的商品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中国对于公开威胁反应强烈。中国不会退缩，而更可能会进行报复。这样关键的出口行业就会受到伤害，比如计算机、飞机、农产品和机械产品。进一步的类似立法也许会引发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很不幸，又被保尔森言中了：今天，欧盟、加拿大、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正在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反击美国。

再插播一句：据外媒报道，趁着中美掐架，现在正在美国掀起收购潮的，是日本。

保尔森（左）

说穿了，美国核心的问题在于自身经济结构的失衡。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的测算，其GDP中，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制造业占比不过11%，但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仅能容纳30万人就业；同样，最近几年，美国的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无法解决的贫富差距、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才是美国真正深刻的危机。而这一点，显然是没办法通过加征关税这种古老的经济武器、以转嫁代价的方式真正解决的。

正如岛上刚推荐的曹德旺发言所说，“现在说恢复制造业大国，我说你等一等吧。去工业化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今年40几年，什么都没有了。投资工厂的老板没有了，工人没有了，管理干部没有了。不是说你今天去工业化，明天就可以生产东西了。没有门。还是要双方坐下来实实在在的谈判。”

这也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正是在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决策层开始深刻反思美国模式可能存在的弊病。由这些弊病带来的社会危机，更是我们应当努力避免的。当然，难度很大。

其实，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马云就曾经反击过“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这样的说辞（文末也有这段视频）：

“30年前，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知道美国有一些非常棒的的策略。美国外包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外包给墨西哥和中国，服务业外包给印度，我觉得这个战略很完美。美国说只想主导知识产权、科技、品牌，把低层次的工作交给世界其他国家。这很棒。

过去三十年，微软、思科、IBM赚到的钱，比中国的四大行、移动、联通这些国企加起来都多。这些钱去哪儿了？

过去30年，美国发动了13场战争，花费了14.2万亿美元。试想一下，如果把这其中一部分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白领、蓝领……不管你的战略多好，你应该把钱花在自己的人民身上，改善教育之类的。

另外让我好奇的是，我年轻时候，听说的都是福特、波音这些大型制造业企业，但是过去20年，我只听到硅谷和华尔街。钱流向了华尔街。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损失了19.2万亿美元，白领被洗劫一空，消灭了全世界3400万个工作岗位。

假设这些钱没有流向华尔街，而是去了中西部，发展那里的产业，事情会很不同。不是其他国家偷走了你的工作岗位，这是你的战略（使然），是你自己没有合理分配金钱和资源。”

鉴于保尔森几次对于未来的预测都已成真，我们不妨以他在回忆录的几句中肯之言收尾：

“如果我们能把经济关系理顺，我们和中国的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中国人会正面回应一切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动议。同理，如果经贸关系失控，譬如保护性立法引发贸易战，则将会使整个关系受损。只要中国人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问题就会更容易解决，而没有他们，则会难得多。

有些人相信，有一条不变的历史规律：崛起的强国碰上既有的强国时，冲突不可避免。但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抉择是重要的，教训是可以吸取的，政治家们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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