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被称为“消费者”，在研究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称谓有问题，2015年5月出席首都经济学家座谈会时我对此提出了疑问：是谁将“消费者”这顶“无冕皇冠”套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我们“消费者”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身处劣势地位还心甘情愿地接受“消费者”的称谓?我们被称为“消费者”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呢?这使我发现了我们在生活中身份本位是存在问题的，好比当年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和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发现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公理中，如果假定的前提是真，推出的结论一定是真；如果假定的前提是假，推出的结论一定是假。只有搞清楚“消费者”的自身，“消费者”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和体现，才能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是信息不对称的，而这个信息不对称中就存在“被欺骗”的元素；同时，我们“消费者”在消费时所产生的利润都被别人分配了，就是没有投入最大且是利润提供的“消费者”参与分配的份，这里明显存在着“被剥削”的元素；这“被欺骗”和“被剥削”的两座大山时刻都压在每一位“消费者”的头上，居然所有的“消费者”还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消费者”，这是多么的令人难以致信，但这确是事实。 

《易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不可分离”、“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西方哲学中的“矛盾对立统一律”都在说明每个事物有两面性。假设《易经》的“阴阳闭环”和经济学中“投资就应该有回报”是公理，而“终端消费者”投资最多却没有现金回报如果是天经地义，那以上公理的普适性就值得推敲，可几千年来没有一位先哲对此提出疑问，这说明此环节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传承逻辑，如果是这样，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没有被我们发现的秘密呢?

我们试将“终端消费者”“消费”的这个环节进行分解，寻找解开这个迷题的答案：

“终端消费者”选择商品——确认价格——付款——获得商品——消费消费品——循环品——产品。当“终端消费者”处于“选择商品——确认价格”后“付款”这个节点上时，“终端消费者”明显有对该商品进行“投资（入）”的行为，这时候的“终端消费者”应该具备“投资（入）者”的特征，应该是“投资（入）者”(投资者是指投入现金购买某种资产以期望获取利益或利润的自然人或法人)。只有该“投资（入）者”对该商品进行有效投资后，该“终端消费者”才可获得该商品，才有资格消费该商品(消费品)，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消费者”；经过这样的分解，就会发现，“终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其实是先拥有“投资（入）者”的身份，然后才拥有“消费者”的身份。也就是说，每个“消费”的行为背后都有“投入”的元素！

我将同时[其实是投资（入）在前消费在后]拥有这两个身份的“终端消费者”简称为“投消者”。当我们提炼出“投消者”的身份之后，惊奇地发现她是“消费者”身份的本位回归，是拥有更多主权的主体，是投资（入）就应该有回报的主体，从而得出了：“投消者花了自己本来就应该花的钱，赚了本来就属于自己赚但不知道应该赚的钱”的论断。这样，我们“投消者”在投消过程中获得回报成为天经地义，我们“投消者”的幸福指数就会快速提高。于是我就将这个思想写成了《投消者致富》这本书，于2016年10月28日公开发表，书中提出的“投消者”思想让“消费者”们拥有了更多主权，回归到了本位，取得了人权争夺的重大胜利，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和平，进入了“投消者”“共享利润”的新时代。

在150年前，也就是1867年的9月14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马克思结合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终极解决方案——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人们可以平等地生活和工作并不断地提高幸福指数。

100年前的1917年，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选择了与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50年前的1967年，中国社会也刚进入一段特殊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官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今天，习主席在党的新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我将再接再厉，让乡亲们的幸福指数再上一个新台阶。”可以说，每隔50年，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实践问题都会大为不同，然而不管现实发生了什么改变，《资本论》都会带给人们以启示，习主席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型中国化。

今年9月28日，《共享主义论》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继我发表的《疯狂演讲》、《关键在于落实之疯狂落实》、《节约的都是利润之疯狂节约》、《每天学点管理学之疯狂管理》、《投消时代与雷锋精神》、《投消者致富》、《逆生活体验馆》、《美力经济学》、《眼文明健康工程》等著作基础上的理论升华之作。中国在大中城市出现的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器、共享汽车、共享住房，以后将要出现的共享时间、共享空间、共享数据、共享思想、共享劳动、共享亲人等都有了理论依据。《共享主义论》为人们构想了一个能够享有人类幸福指数饱和值的新的目的地——共享主义社会，这个思想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人民的幸福指数提升越来越快，人民的获得感、自豪感、满意感和安全感也会越来越强。

上个世纪由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已经将世界相联，本世纪由中国人架构的物联网体系国际标准将让世界共享。人类社会从实体世界、精神世界、虚拟世界、再到实体世界，进入了螺旋式发展的回归，这次回归追求的是人与实体世界的和谐、共融、共存、共享、共发展。我对物联网进行深入研究后对物联网文化做了以下定义：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物与人多维立体网络间感知、互联的智能本然学术体系；在物联网文化的正确引导下，共享主义社会的实现将成为可能。这也解释了马克思在150多年前未经历互联网、物联网等高科技手段而无法提出共享主义思想的因原，这也为完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活力，为此我又发表了一本《物联网文化高端云坛》。

《投消者致富》、《共享主义论》和《物联网文化高端云坛》既为人类的主权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又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寻找到了突破口及实现方式的理论创新，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孕化凝结而成的宝贵财富，也是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真实写照，在此和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践行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共享经济”新模式：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实现伟大而光荣的大“中国梦”——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快速提高人类的幸福指数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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